“因为我妈妈没有随我父亲去上海，父亲在上海又娶了我三妈潘素。”
张伯驹与妾室王韵缃的儿子张柳溪，是这样介绍他的“三妈”潘素与父亲婚姻结成的理由的。
其前提条件介绍得也很清楚：
“我父亲被委任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督核时，我妈妈（指王韵缃）准备随我父亲去上海，但是我爷爷奶奶不同意。”
仿佛潘素与张伯驹的婚姻是意外，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并且，在他所撰写的这篇《父亲张伯驹的婚姻》中，明确提到自己的妈妈与原配、大妈之间“关系非常好”。
唯独提及潘素与家里人的关系“只是彼此尊重”。
潘素
这语气中微微的不满之意，或许只因：
“在我妈生下我以后，爷爷曾经告诉父亲不能再娶妾。”
即便如此，张伯驹还是娶了潘素，怕父亲怪罪，直到父亲去世，才把潘素带回了家。
当张伯驹的原配去世，“富家子弟”流行地“在大家庭已有妻妾，再另外买一所房子娶一个女人”的旧式婚姻习俗逐渐消失后：
“年我大妈邓韵绮和我父亲离婚了，年我妈王韵缃也和父亲离了婚。”
“只有我三妈潘素留在了父亲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果真潘素与张伯驹的婚姻，是那般的牵强附会，那般的苦涩无味吗？
张伯驹
二人结缘的契机，在张伯驹好友孙耀东口中，却变换了另外一个版本：
“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
一个“也”字，用得令人忍不住遐想，潘素是怎样的怪。
张伯驹的“怪”又“怪”在了哪里？使得友人将这“怪”视作二人般配的理由。
既是张伯驹的友人提及的，我们不如先来讲讲，张伯驹身上的“怪”。
论及张伯驹的身世，可谓是充满着“世俗味”。
他与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还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
与潘素结识时，他在盐业银行——“北方四行”之首任总稽核。
妥妥的贵族公子。
张伯驹
就是这样可以让他“横着走”的身世，却被他活得异常低调、朴素。
不抽烟、不喝酒、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不西装革履，张伯驹常年穿着一袭长衫，整日沉迷于书画收藏与京剧、诗词。
“大葱炒鸡蛋”在他眼中是上好的菜肴；只要是四个轮子能转，就符合他对汽车的要求。
张伯驹从不讲究派头。
父亲极力“保皇”，大表兄袁克争做“皇太子”，他却反对帝制，与袁克政治上水火不容。
私交却很好，后期还给予其接济。
真不愧是“矛盾”的集合体。
他是贵族公子不假，却更应被称为“贵族公子中的异类”。
于名利场上，张伯驹像个走错场子的观众一样。
潘素
至于这潘素呢？也是个“怪人”。
她既是青楼女子，又是“落魄名媛”。
潘素比张伯驹小十七岁，是前清著名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
只因其父潘智合为纨绔子弟，败光家财，其母早逝，继母王氏心狠歹毒，将她卖入青楼，早年与名师学习的名媛技艺，全被荒废在了这。
女红、音律、绘画，潘素均有涉猎，尤其一把琵琶弹得绝妙。
但这般身世，令听者都觉得苦涩不已，频频叹气惋惜。
可潘素却表现出了比“乐观”还要让人不可思议的“超然世外”。
青楼乃浑浊的地界，她的与众不同，并非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挑些官场上的客来接。
她接的都是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生意红火，天天有人来吃“花酒”。
潘素便穿梭于热闹之中，却没有半点风尘女子的俗气。
她还赶着时下的流行，在手臂上刺了一朵花，似是对命运的嘲弄，又似是在当下的生命旅程中自得其乐。
总之是“怪”的可以，“怪”得让人新奇。
张伯驹
二人相遇后，自然也干出了令人揶揄的“怪事”。
先说这潘素，虽已为风尘女子，却早于张伯驹，先得一认真想要娶她回家的中将臧卓的倾心，彼时二人正热火朝天的谈婚论嫁。
当时，正为外务出差的张伯驹偶入此地，听其绝妙的琵琶声，对她一见倾心，并提笔为她做对联：
“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或是一见如故，或是彼此的气息相互吸引，潘素当即改口，要嫁张伯驹。
潘素这件事情做的，显然“不合规矩”，却没想到张伯驹更是如此。
不争权势的张伯驹，竟为了一“青楼女子”，干起了“抢亲”之事。
在西汉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内，他伺机而动，“抢”出了被软禁的潘素，托起好友孙耀东驱车将二人送往早先租于静安别墅的一套房子。
一个“嫁”的草率，一个“抢”的不算磊落，就连年二人成婚，也没“拜高堂”，还“瞒着高堂”。
于今日这开放的社会来讲，此事都做得过于离谱。
不过，放在这二人身上，却是不感到奇怪了。
老年张伯驹与潘素
他们二人行事，仿佛从来都是不理会世俗的，该与不该，合理与不合理，他们自有定断，永远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而此前所见的种种事端，这些由二人“首创”的处世哲学，却不过是一道道“前菜”。
婚后二人的所作所为，更是另辟蹊径，异于众人。
二人成婚时，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鉴定收藏古文物是张伯驹30岁时因厌恶军阀统治的黑暗，而逐步形成的“雅好”。
7年以来，张家都未能理解张伯驹的行为，说他是个“败家子”，潘素却仿佛心领神会，从进门便晓得了这“爱好”对于他的意义。
潘素能尊重并理解这“爱好”到什么程度呢？
倾家荡产也要陪。
潘慧在《忆伯驹》中提到：
“如有李白和杜牧的墨迹，都是由我出息去借款收购的，还有不少晋唐时的古画，也是我和他结婚后才买的。”
范仲淹的《道服赞》是张伯驹变卖家当，举债买下的。
《游春图》也是这样，张伯驹以付出两为代价，收入囊中。
牺牲的不仅有潘素典当首饰换来的20两黄金，还有家中一处占地15亩的房产。
老年潘素与张伯驹
不仅面对收藏书画作品，二人能够如此默契，他们还能够默契地找到一同成长的“开关”。
张伯驹曾被红学家周汝昌评价：“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
这样一个不世俗的人，居然“世俗”地把妻子捧上了行业精英行列，化身“旺妻”之人。
“我年青学画时期，他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
婚后没多久，张伯驹便在潘素身上发现了惊人的绘画天赋，张伯驹在其21岁时，向名师朱德甫引荐，学习花鸟画。
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教其多种绘画技巧。
张伯驹带着她游历山水，从自然中寻找艺术灵感，并实地写生。
这样的培育，使得潘素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她尤其擅长工笔重彩山水画，成为其中的大家。
老年张伯驹
张伯驹还曾为潘素置办过一方印章，刻有“绘事后素”四个字，其中更是暗含深意，意在自谦表明他的绘事在“素”之后。
对于潘素的“捧”，可见一斑。
“林徽因的诗歌，张允和的书法，潘素的画”的说法，也在潘素37岁那年流行起来。
张伯驹自己的创作之路也没有断过，二人最终一同成长，潘素的画，张伯驹的字，均是声名远播。
老年张伯驹
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的巧合。
潘素能在张伯驹重金收画时，如此默契地与他抱持相同态度；张伯驹能在潘素的过往中，寻觅到她除了演奏琵琶以外的才能。
他们之间对彼此的理解和成全，从来不是“偏爱”所带来的盲目支持。
在《忆伯驹》中，潘慧的叙述了《游春图》收购的理由：
“……《游春图》，已是一千几百年的国宝珍品，商人们要以二万一千多美金出售于外人，当时伯驹坚决留下……”
她从始至终都知道，张伯驹越是花大价钱收的画，绝不是因为私心喜爱收藏。
更因其赤诚的爱国心，文化人士对保护文化天然的使命感。
《游春图》是这样，《道服赞》亦是这样，看似“古怪”狂热的画作收购，实则是一次又一次夫妻合力进行的文化抢救。
老年张伯驹与潘素
为此，在将家中家财全部变卖为字画文物后，张伯驹与潘素视这些画作为家中真正的“不动产”。
以性命为筹码，都不愿意与其相换。
年春，张伯驹上班时被绑架，索价万（伪币），但他们夫妻二人当时连万都拿不出来。
张伯驹当即表示：“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
虽潘素当时未在其身边真切地听到这话，她的行为也与丈夫保持一致。
双方僵持了8个月之久，终是潘素以变卖自己的首饰及其他家财，筹措到40根金条，才将张伯驹赎回。
直到最后，家中的字画也一张未动。
老年张伯驹与潘素
对于潘素才能的发掘，也并非是张伯驹偶然得知，随手培养的。
这番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