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是红学大家周汝昌对张伯驹的评价，一句话道出了民国第一收藏家高贵的精神品格。
张伯驹是传统的中国人、京华老名士，讲这样的人物，一定要从他的家世说起——
张家是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迁徙到河南项城来的，靠着耕读传家，到张伯驹曾祖父这一辈时，张家已成为项城的书香门第，家中建有藏书楼，藏有经史书籍上万卷。
张伯驹曾祖父张致远，自幼勤奋苦读，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仕途本来很有希望，怎奈当地县太爷有索贿之意，张致远愤懑之下不肯玷污操守，从此便绝了仕途之念。
张伯驹祖父张瑞祯，半生苦读，韧劲十足，五十多岁时终于中了光绪甲午科乡试举人，靠这“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的造化，张家从此走上了发迹之路。
张瑞祯有一子，名叫张镇芳，是一颗读书种子。在严父张瑞祯的督导下，张镇芳二十一岁，次年又中乡试头名解元，二十九岁再中进士。此后，张镇芳入京为官，官运亨通，项城张家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终于中兴起来。
然而，人生向来难有十分如意。
张镇芳事事都好，独一项让他烦恼，自两个幼子夭折后，到了不惑之年，膝下依旧无子。在传统社会，延续一脉香火，这是头等大事，于是张镇芳只好按照大家族的老规矩，从家族兄弟的儿子里，挑选一子，过继过来。
张镇芳挑中的这个继子，便是日后的大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年生于河南项城，七岁那年，生父张锦芳将他带到天津，过继给了张镇芳。张镇芳混迹官场，除了有他自己的为官之道，还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兄嫂弟弟，简单说，他是袁世凯阵营中很嫡系的一员大吏。
因为有这一层亲缘关系，张伯驹自打到了天津之后，一直跟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在新学书院读书，为将来进入以袁世凯为首的权贵圈子打基础。
民国五年（年），十八岁的张伯驹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进入军界，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等等。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已死，其父张镇芳也不再是昔日的直隶总督，作为已经失势的贵公子，张伯驹想在军界混出模样，非得有能屈能伸，跟乱世强人打成一片的性情和手段不可。
但张伯驹完全不是这样的俗人。
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手下蹉跎了几年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了一个傲别俗事，从此只做闲散公子。
那年月，这样的闲散公子很多，而且十有八九最终都一步步走向了凄凉与落魄，但张伯驹却改写了这种宿命。
张伯驹改写宿命，是从四个字开始的。
年的一天，二十九岁的张伯驹闲来无事，到琉璃厂闲逛。无意间，他看到了一块匾额，上书四个气势恢宏的大字“丛碧山房”，正赏得如痴如醉时，有人告诉他，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
清朝十帝，论书法造诣，康熙皇帝的字是最好的，模仿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字，几可乱真。
此时的张伯驹虽然尚未入行，但历朝历代的字赏得多了，几分眼力还是有的。见这“丛碧山房”果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张伯驹激动不已，当场豪掷一千大洋，买下了这块匾额。
这块康熙御笔匾额对张伯驹的一生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仿佛神启一般，将这块匾额请回家后，张伯驹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将弓弦胡同的家宅命名为“丛碧山房”，从此对收藏世间书画珍品一发不可收拾。
其母见他整日大把花钱，恨他是不成器的叛逆，以至于最后绝望地哀叹：“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家门不幸，没有办法，随他去吧！随他去吧！”
此时的张伯驹无疑是孤独的，也是苦闷的。
想到自己过继到这来，理应继承父业，振兴家道，最后只好答应家母去担任张镇芳创办的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之职。
在盐业银行挂名任职之后，张伯驹每年要到上海查账两次，谁曾想这一查竟成全了民国最“”琴瑟和鸣”的一段佳话。
自古名士爱风流。
那时候，张伯驹虽已有一妻二妾，但每到上海滩，必逛青楼。三十七岁那年，当他一脚踏进上海西藏路一家青楼时，出现在眼前的那个女人让他惊呆了。
这个女人就是后来跟张伯驹相伴一生的潘素。
潘素原名叫潘妃，年生于苏州，祖上是前清著名状元宰相潘世恩，名门闺秀之所以沦落风尘，都是其父造的孽。
潘妃的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常年沉迷于瓦舍勾栏，气死原配，败光家产后，又娶了一个恶妇。这恶妇见潘妃天生丽质，既可吟诗作画，亦弹得一手好琵琶，恶念一生，便将潘家小女卖进青楼，换了一笔脏银子。
潘妃被迫出道后，不久便以超凡脱俗的资质，蹿红上海滩。那时的潘妃臂刺一支带刺的玫瑰，似是在告诉上海滩的狂蜂浪蝶，此处佳人绝非玩物。
在张伯驹眼中，潘妃就是赵飞燕、王昭君那样的绝世佳人，听完佳人一曲琵琶妙音，张伯驹当场提笔为潘妃写了一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张伯驹、潘素的独女，画家张传彩曾这样讲述父亲、母亲的爱情：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他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发誓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那样的人物。所以母亲嫁给父亲后，改名潘素，父亲平日里爱称母亲——慧素。
有了绝世佳人的琴瑟和鸣，始终相伴，张伯驹随后的人生渐入佳境，收藏对他而言已不是狭隘的喜好，而成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民国动乱，国宝时常流失海外，这是张伯驹最痛心的事，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张伯驹不惜一切代价收藏稀世国宝的动力，不是别的，而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将国宝留住。
溥儒，前清恭亲王奕之孙，年曾与溥仪同时入宫甄选皇帝，未能选中。与一般落魄的皇亲国戚不同，溥儒的书画造诣极深，能与张大千齐名，时称“南张北溥”。除此之外，溥儒还是当时收藏甚富的大家，手里藏有不少宫中流出来的稀世珍宝，遗憾的是，对待这些珍宝，溥儒的操守不高，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只要高价，不问买主。
《照夜白图》是唐朝大画家韩干的代表作，画中描绘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照夜白，此画从宫中流出后，最终落到了溥儒的手里。
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戴维德得知溥儒手里有这一件国宝画作后，以高价引诱，最终以一万现大洋得手。英国人得手之后，不久又以高价转卖给日本人，日本人购得后又转卖给美国人，几经周折，这件国宝最后被锁进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展柜。
张伯驹得知此事时，《照夜白图》正在日本人手中，想到溥儒手里还有更加珍贵的国宝《平复帖》，张伯驹十分担忧。
这《平复帖》究竟珍贵在哪里呢？
此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文人书法真迹，为西晋陆机用秃笔在麻纸上写成，比《兰亭序》还要早79年，收藏界一致尊其为“中华第一帖”。
因为担忧《平复帖》》重蹈覆辙，张伯驹找到溥儒，提出要买《平复帖》。
此时的溥儒并不缺钱，因此他狮子大张口，向张伯驹开了一个天价，二十万元。
张伯驹无力支付这等天价巨款，只得暂时放下，再寻办法。
未过多久，张伯驹又托挚交好友张大千出面交涉，提出愿以六万元求让，可那溥儒依旧不松口，坚持要价二十万。
事情就这样搁浅了，转眼到了卢沟桥事变这一年的腊月。有友人告诉张伯驹，溥儒是个孝子，他母亲刚刚去世，为了给亡母筹办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溥儒急需用钱，打算卖掉《平复帖》办丧礼用。
张伯驹得到这个消息，事办得极有名士君子范。他没有乘人之危低价逼购，而是亲自登门拜访溥儒，并且诚恳地表示，如果溥儒急需用钱，他可以先借一万元。
溥儒被张伯驹的举动感化了，想到借钱太过麻烦，不如成人之美，于是提了一个还算仁义的出让价钱，四万元。
就这样，张伯驹以君子之行，得到了梦寐已久的《平复帖》。
此事在当时很险，帮英国人牵线将《照夜白图》卖给日本人的汉奸商人白坚甫晚一步就到了溥儒府上，得知《平复帖》已让张伯驹收走，白坚甫立刻赶到张伯驹家，提出要以二十万收买此帖。
张伯驹很鄙视，一口回绝了。
然而，在那样一个恶魔横行的乱世，真心护佑着这样一件稀世国宝，注定是要经历磨难，甚至要面临生死考验的。
年初春，张伯驹到盐业银行上海分行开会。
一天，张伯驹乘坐的汽车刚进弄堂口，一伙黑衣人便突然冲出来，劫住汽车，绑走了张伯驹。这伙黑衣人不是普通的绑匪，而是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汉奸特务。
伪装成绑匪的汉奸特务知道张家有钱，张伯驹手中有价值连城的字画珍宝，于是向潘素提出三百万赎金，否则就撕票。
此时的张家，大部分钱财早已用在字画收藏上，要想筹集三百万巨款，只有一条路可走，卖掉一部分字画珍宝。
这是张伯驹最担心的，为了让潘素明白自己的心迹，张伯驹向绑匪提出一定要见夫人一面，否则就绝食而死。
绑匪起初不答应，但见张伯驹一连绝食多日，已经昏迷不醒，只好妥协接受。
张伯驹见到潘素，丝毫不顾自身安危，一再说，《平复帖》重若生命，如果变卖了此帖，不幸又流失国外，即便他得救了，也将心如枯槁，生不如死。
潘素是懂得夫君的，她让张伯驹放心，一定会守住《平复帖》。
在与绑匪拉锯期间，果然有人来劝潘素，救人要紧，不如将《平复帖》拿出来卖个好价钱，也好尽快筹齐赎金。
潘素不卑不亢地说，我不会为救丈夫去卖《平复帖》，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伯驹。我已经想过了，假如救不了丈夫，我认命，大不了与他九泉下相会。
绑匪见从潘素手中逼出《平复帖》已无可能，转而一味求财，张伯驹因为大义而受苦难，意志变得越发坚强，绑匪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好一再让步，最后答应将赎金降到四十根金条。
可对于潘素而言，凑齐这四十根金条也不容易。关于潘素筹金救夫这一节，坊间有绘声绘色的演绎，说潘素变卖了自己的翡翠大戒指、金锁片、金链子、金镯子，这才凑齐了四十根金条。其实，为了支持丈夫收藏，潘素已没有太贵重的东西，首饰虽然卖了一些，但离四十根金条还相差很远，最后是变卖了盐业银行的股票和项城老家的房产，这才凑齐了赎金。
潘素没有让张伯驹失望，而他自己为了保住《平复帖》，足足跟绑匪耗了八个月，更是让世人感佩。许多人都说，在穷凶极恶的绑匪手中硬挺八个月，意志始终不垮，伯驹先生该吃了多少苦，心中又该多么地有力量。
只能说，做高尚的事，人是会愈发的高尚的。
艰难脱险之后，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到了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女儿张传彩托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之后孤身一人返回北平，帮张伯驹料理事务。随后的几年间，潘素一次次往返与北平与西安之间，那时候北平已经沦陷，为了顺利带出家中的字画珍宝，她将字画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吃了许多苦。
几年后，到了年，为了另一件稀世国宝，张伯驹、潘素再次做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四十九岁的张伯驹听闻马霁川欲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幅卷轴山水画《游春图》卖给外国人，此画为隋朝画家展子虔所作，画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珍贵程度不亚于《平复帖》。
为了留住这件国宝，张伯驹找到马霁川，提出要买。马霁川毫不客气，直接索价八百两黄金。那时，一两黄金能在北平买一处宅院，更不巧的是，在此之前，张伯驹刚以一百一十两黄金收了另一件国宝级书法珍宝，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卷，因此对张伯驹而言，这八百两黄金又是一次泰山压顶。
为了筹钱，张伯驹索性将住了几十年亦是精神家园的“丛碧山房”，作价2.1万美金卖给了辅仁大学，之后潘素又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这才凑齐了二百二十两黄金，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买下了《游春图》。
年，北平的谣言很多，许多人的内心很恐慌，张伯驹的内心也曾动摇过，想过去美国，但在最后要去的时候，他却停下了脚步。
张伯驹对家人说，我不能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年，张伯驹首次向国家转让自己的收藏，第一件就是展子虔的《游春图》。
年，新中国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因为家中没钱，张伯驹与潘素商量后，干脆将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八件国宝字画捐赠给了国家。
张伯驹说，如果不捐，也不安全，画被偷被卖了，流落国外，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子孙后代还要跑到国外去看吗？
然而，在捐献国宝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伯驹就因耿直坦荡的文化言论被打倒了。
落难时刻最能见出一个人最真切的面目。
张伯驹是有傲骨的人。
遭受不公，身处逆境，他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
但为人处世，他又是深沉而心胸博大，懂得大是大非的。
就说那《平复帖》，包括历代帝王在内的许多大收藏家，都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唯独为《平复帖》遭受过苦难的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
家人为他鸣不平，张伯驹时常说，一个人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年，在陈毅的干预下，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得知吉林省博物馆的藏品无法跟国内重点单位相比，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又一次无偿捐献了几十件珍贵收藏，其中包括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等等。
时至今日，吉林博物馆还有这样的说法，若不是当年张伯驹先生慷慨解囊，我们真成不了这样的富翁。
历经世事沧桑，看透个人荣辱，心中唯有一生为之奉献的收藏信念——“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流传有序。”
这样的名士，这样伟大的人格，理应受到时代的礼遇，然后有人的地方，就有势利，就有不尽如人意的遗憾。
年2月初，张伯驹参加一次宴会后突然患上感冒，医院后，家人发现八人间的病房里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张伯驹严重，于是向院方提出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者双人间的病房？
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
两天后，同病房的一个病人死了，张伯驹病得更重了。
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医院还是那样讲，张伯驹不够格。
又过了两天，同病房又死了一个病人，张伯驹的感冒恶化成了肺炎。
2月26日，多日不能进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的张伯驹，终于挥别八十五载春秋，寂寞地走了。
张伯驹故去后，医院，站在大门口痛哭叫骂：“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东西，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这样愤怒的叫骂，让人热泪盈眶，也让人沉默。
欣慰的是，当愤怒消散之后，留存在历史中的一定是真正中国人的精神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