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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年8月，日本终于宣布投降，国民政府立即展开接收工作——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工作，各接收大员成了胜利抢夺者，原日伪统区的民众称之为“劫收”，意为等同于盗匪抢劫。
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晋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七个经济接收区，于9月5日在陆军总部下设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何应钦为主任委员，社会部部长古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同时各省市也相应成立了党政接收委员会；9月10日，陆军总司令部下又设立“行政院派驻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各省市也相应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自此，陆军总司令部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接收，行政院负责其他方面的接收。
9月13日对各省区发出了集中统筹党政军接收事宜的原则指示，开始经济接收工作。
1、接收——吃相何以如此难看？
国民政府从来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丛林，贪官污吏遍地，早已是无官不贪，无人不腐，接收，对这些官吏来说无疑就是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人人争先，唯恐落后。
以北平、上海接收为例，在上海“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秦孝仪主编：《国民党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抗战后曾任上海市长的吴国祯也说：
“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
上海人因此给这些来自重庆的接收大员们起了个绰号叫“重庆人”，吴国桢解释说：
“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国民党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陈布雷也这样写道：
“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合作办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
2、计划赶不上变化
几乎从一开始，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就乱象丛生，本应统一、有序、严密审查的接收工作从一开始就政出多门，各部门、各机构都以种种借口参与接收工作。
中央军、军统、中统、行政院、各地方军阀、刚刚接受命令改编为国军的伪军等等，均争先恐后地建立各种接收部门。
据统计，北平有各类接收部门32个，天津26个，杭州28个，上海最多，达89个。以芜湖为例，投降前，日军已令地方伪政府将机关及各类资产查封，负责接收该地的第五战区第5接管组到达后，立即命令武装戒严，名义是重新查封，而其他各接收单位来到后，同样再进行一次查封接收，有些地方这样的重复查封接收甚至多达三、四次。
实际上，每一次重新查封都是接收单位重新进行一次转移资产、盗窃乃至抢劫。
当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崔振华气恼地说：
“接收次数愈多，物资克漏，产业损失亦愈大”（《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所以，各地的接收不但混乱，而且都经历了层层盘剥、掠夺。
由于接收利益巨大，国民政府各部门之间也出现争斗，如海南岛农林部门共计25个单位，本应归农林部接收，但经济部抢先下手，抢走了16个，另外的接收单位又抢走了几个，结果农林部只接收了2个；在徐州，军政部门强行接收当地民营烟草公司和酱油厂，当公司和厂房称此为私营企业不应被接收、且为企业，也不属军队接受范围内，但官兵蛮横地说“当兵的不能吃纸烟吃酱油吗？谁说不属于军用！”（《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报告》）。
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个日本俱乐部，结果双方竟然发生激战，死伤数人。在湖南岳阳，第十八师胡琏部将所接收日军水电厂、电灯厂、碾米厂机器搬运一空，然后高价出售；又将接收的大量布匹物资等运往常德、南安售卖。
由于军队是首先奔赴各地的，因此他们也就能在接收中占据先机，宋子文向蒋介石抱怨说，“上海方面军政部接收之布尺，四倍于经济部所接收者，其中不合军用者，达三百余万尺”（《关于接收敌伪物资之指示及文选》）。
虽不合军用，也就是非军用物资，但军队将领接收来后转而就会投放于黑市，牟取暴利。青岛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甚至公开将价值50亿元接收资产运至上海、台湾出售，赚取30亿元，其中20亿元全部私分。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更是肆无忌惮，从接收的各种物资中拿出价值40亿元的东西分给属下和眷属。
沦陷区民营企业，更是遭殃，以武汉地区为例，被强行接收的民营企业就有上海大戏院、光明电影院、金龙云计面粉厂、达昌机器厂、汉口义兴工厂、太平洋肥皂厂、汉阳电气公司、福盛机器碾米厂等29家当地有名企业。
至于侵占民房、民产已是不计其数了，仅北平清查的就有1.5万所，天津所。许多房屋、地产等按照敌伪资产接收后很快就被转卖。
3、冀朝鼎的“献策”
在金融方面，国民政府设立了“财政部京沪区特派员”。
当时，财政部以及国民党高层就有人打算倾吞原日伪统区的一些大银行，计划将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定为“附逆银行”；把浙江实业银行列为淘汰银行，因为其在战时在重庆只是设立分行，对国民党也不是很支持；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虽然把总部迁往了重庆，但日伪统区仍有大量机构，且也在日伪政府重新注册过，所以，也有人建议把这两家银行也来一次接收形式。
这次银行大接收的结果是，战前在国民政府注册过、财政部发给营业执照的银行、钱庄战后都恢复营业；战时在日伪统区新注册的银行、钱庄全部被接收，自然，也有一批靠山不硬的钱庄、银行成了财政部案板上的肉。
关于货币兑换，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以1：的比率收兑日伪发行的“中储券”——用这一比率，正是冀朝鼎的建议。
当时，法币进入上海的量还很小，结果暂时造成了法币与日伪币高估的情况，兑换比率达到1：，这本是上海一地的临时状况，但冀朝鼎据此提出报告，建议将这一比率确定下来。孔祥熙、宋子文等并非不清楚其中情况，但却采纳了。
结果可想而知，法币本身就已经是经过恶性通膨的货币，用这些币值极低的货币兑换原有的货币，且比率确定得如此高，这不就是赤裸裸地席卷财富吗？
而国民党高层实际上正是想席卷财富，所以采纳了冀朝鼎的建议。
随后，针对民营银行，财政部再颁布“修正银行法”及其“施行法（草案）”，规定民营银行必须缴纳存款准备金；同时，还对私营银行存款、放款、汇款作了种种限制。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当时就恼火地说：
“政府对于金融事业是有独占之趋势，而商业银行之地位将大非昔比。”
不久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个分行经理在给总行的报告书中也说：官僚资本银行“挟其种种优越之条件，分途兜揽，是以各地规模较大之厂商，几为之网罗殆尽。”
4、究竟接收了多少？
通过制定种种金融政策和金融掠夺手段，国民政府仅从伪中央储备银行就接收了黄金两、白银两、银元枚、美元万元；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接收黄金17万两、美元元、英镑英镑（《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报告》）。
工业企业方面，国民政府总计接收敌伪工厂家，接收后只有极少数发还原主和拍卖，90%都成为国营企业，这使得国营企业比例在年达到70-80%。农业方面接受了各种垦殖公司、农场、农业试验场以及土地余万亩（包括日本在台湾经营的农业土地）（《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企业价值达6亿元（上海《大公报》）。至于经济状态，接收造成了巨大经济动荡和混乱，民众生活水平反不如沦陷时期。蒋介石对这一切很清楚，但也只能恼怒地说：
国民党官员“只图接收财产，……不谋开展者，致生产萎缩，工人失业，贻中外人士以‘接收即停顿’之讥，此实为抗战胜利后，革命政府最大之耻辱”（《战后中国》）。
邵毓麟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发接收财、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现象深以为虑，他曾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说：“像这样下去，我们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蒋介石后来在年初曾对宋希濂说：
“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接收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当然还要趁机打压解放区，他们采取不断蚕食、侵占大片解放区的方式，把这些地区称之为“收复区”。为整治这些赤色地区，根除共产党影响，还在这些地区推行“绥靖”工作，因此也称这些地区为“绥靖区”。
对于绥靖工作，蒋介石还指示说：
“因为绥靖工作特别重要，政府为使绥靖工作易于推动，并且在最短期内能表现很好的成绩，已于行政院设一绥靖区政务委员会。”
同时，各绥靖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地方机构，蒋要求：
“各绥靖区党、团、政、军各级机构人员，……必须接受当地军事最高长官之指挥监督，尤应慎重选派各级工作干部，排除腐恶分子，健全基层组织，一切以剿匪为前提，以军事为依规，俾克统一事权，集中力量，迅速达成剿匪救民、统一建国之使命。”
同时向各绥靖区下达了党、团、政、军统一协调指挥的办法：“绥靖区最高军事长官统一指挥党政军办法如次：
（一）党、团与当地政府必须按照现行各项办法，密切联系，协力推行政令，并对各级民意机构加强领导，运用党、团组织，务期合作；
（二）绥靖区高级军事长官，如察明当地党政负责人有不称职或自相摩擦、贻误事机者，准其先行撤换或调整再行补报；
（三）分别命令各省党、政、团主管机关，对于所属切实考核，加强督导，如地方发生纠纷，把持妨碍政令推行情时，应即派员彻查严予纠正”。
对于绥靖区民众工作，蒋介石也有很具体的指示：“政治工作人员进入匪区以后，关于增进农民生活处理土地问题，最应注重者：
（1）农民银行各县城之设立及其重要市镇之农行办事处之成立；（2）由农行发行土地证券，补助佃农购买土地；（3）农村合作社之设立，应由农行与社会部之合作处协力进行；（4）集体农场之筹备；（5）各县及重要市镇，发展平民诊疗施药处，由各军军医负责办理。医院或卫生队之处，皆应由军医兼设平民诊疗施药处”。
除了发展农业外，最主要的还是防范和治理，主要办法就是恢复保甲制度，“严密保甲组织”，“查县以下区、乡、镇、保、甲人员应充实健全，目前无论在绥靖区与非绥靖区，均值注意”。
5、我党的“阳谋”
与蒋介石种种针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政策相比，仅冀朝鼎在“大劫收”中的“献策”就轻而易举地已经将国民党的民心基础涤荡一空，这四两拨千金的方式已经奠定了国民党失败的基础。
早在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
信上说：
“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冀朝鼎不负重托，在解放战争期间，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陈立夫后来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专门开辟一节：
“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其中对冀朝鼎所起的负作用十分恼怒，他说：
宋子文“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在陈立夫的陈述中例举说，抗战接受，宋子文的财政部提出了以伪币兑换1法币的兑换率，这严重损害了原日伪占领区的民众的利益，结果尽失人心。
后来发行黄金储蓄券，但政府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按冀朝鼎的意见提出六折返本，陈立夫当时极力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子文说除此之外没有良策蒋介石就相信了，“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另外，后来在政府发行美元储蓄券的时候，到期后本应以美元赎回，但宋子文也按照冀朝鼎的意见，不予兑现。陈立夫由此感叹地说，类似的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其实，并非宋子文、孔祥熙不知道这种种政策对民心、对社会的危害，只是他们为一己私利，有意而为之，正如桑弘羊等人，明知祸国而祸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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