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含千秋：新华路41号与中国银行的抗战岁月
孙雨心叶新华
千年来，人杰地灵的巴渝之地一直是中国军事交通枢纽和政治经济重镇。抗战时期，重庆不仅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更是成为国际目光聚焦之地。
重庆渝中区新华路，这条昔日的“战时东方华尔街”上，位于41号的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大楼旧址屹立如初，隆隆战火硝烟散去后，留给世人的是中华民族为独立自强而抗战、而奋起的精神坚守。年，作为“重庆抗战金融机构旧址群”组成部分，中国银行这栋大楼旧址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
中国银行植根川渝大地已逾百年。抗战时期，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行）曾经迁入陪都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后迁返上海。在中国，没有一家银行如同中国银行一样与中国名实相连、命运休戚与共。中国银行在渝的风雨历程，是民族金融业在国家振兴中金融脊梁作用的一个缩影。
植根展业百尺高台起于垒土
年1月18日，受当时四川省财政厅来川办行之邀，中国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即“重庆中国银行”（简称“渝中行”），主要负责回收四川军政府滥发的军用银票，稳定币值，维持地方金融秩序。年4月，渝中行在成都设立了中国银行成都分号；此后又陆续在四川泸州、万县、自流井、潼川（四川三台）等设立分号对外营业。
渝中行成立后的十八年间，行址一直设在重庆市区曹家巷27号。渝中行行屋大而旧、院落众多，除曹家巷一门可出入外，其余各面均为民房包围，“与今日之堂构输矣，程度相差约一世纪”，其功能布局远不能满足新式银行之用。为谋事业久远发展，渝中行经理周洵（字宜甫）费数年之力，将周围民房逐屋收购，为建筑“四面无遮，方显堂构”的渝中行新楼，储备了宽阔地皮。随着业务逐步扩展，渝中行信用渐固，资力渐强，于年决议新建大楼，办公地址遂由曹家巷迁至小樑子（今民族路）。新行屋的设计者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建筑学会建筑学院的青年才俊、时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建筑课课长的陆谦受，他被英国建筑史学家爱德华·丹尼森（EdwardDenison）称作“被遗忘的中国现代建筑师”1。其时，陆谦受已经设计了名噪一时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大厦，这是外资银行林立的上海外滩上，唯一一座由中国人设计并建造的银行大楼。
渝中行新行屋的设计体现着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话语的巧妙融合，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正立面设计左右对称，基座部分除大门处为红棕色花岗石饰面外，其余为黑色磨光花岗石贴面。矩形开窗形式简洁，窗间墙两侧镶白色瓷砖，强调竖向线条，无论是饰面还是细节都显得简单而朴素。屋檐下用中国古典建筑构件——斗拱来装饰，别具一格。
图：中国银行在渝旧址大楼
大楼内部设计从现代银行管理和经营实用出发，设有工役分区明确的营业大厅，楼上分别是经理、副理、襄理等管理人员办公室以及文书股、会计股、储蓄部、出纳股、发行股、农贷股等内部股（组）办公室，大楼地下设金库，满足银行存放钞、币、凭证之需，此外为兼顾员工生活，图书室、医务室、宿舍、浴室等一应俱全。
图：重庆中国银行民国时期营业厅工役工作分配图
年，徐维明（字广迟）新任渝中行经理。此时四川军政基本统一，渝中行根基逐步稳固，下辖机构由年的3家增设至12家，存款逐年增加，放款及汇兑业务日趋稳健。年10月，在徐维明的主持下，渝中行与上海华西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庆新街口中国银行新行屋建筑合同》，随后开始拆除旧屋、着手兴建大楼。然而就在大厦刚刚动工之际，抗战烽烟四起，中国银行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步入特殊发展时期。
沐浴战火不屈抗战之金融脊梁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同时组织东南沿海工厂学校、金融机构等内迁，将西南大后方作为民族复兴之基地。重庆见证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2。年2月到年12月，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7年的无差别大轰炸，地域之广泛、轰炸之频繁、死伤之惨重，罄竹难书。
按照国民政府《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规定，年10月，中国银行总处奉命从香港陆续内迁重庆。为了防空安全和安置总处办公人员之需，渝中行大楼几易图纸，楼上加建房屋，地下开凿防空洞。战火纷飞中动工何等艰难，但人们的斗志在轰炸中却越炸越强，渝中行新厦在枪林弹雨中顽强而起，终于在年年底建成，中国银行总处国外部、信托部以及重庆分行人员迁入大楼办公。因轰炸频繁，人员众多，券料账册需妥善安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在渝办公地点还分散在两路口予园、上清寺办事处以及郊区的石桥铺玉灵洞等地。
抗战爆发时，中国银行名义上虽为政府特许汇兑之专业银行，但实际上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仍在中央银行之上，中国银行遂责无旁贷，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供应军需，稳定金融，扶济各业，克尽使命。
举国抗日离不开资金支持，中国银行一方面加大吸收存款力度，开办节约建国储蓄、外币储蓄、有奖储蓄等新业务，从年到年，中行吸收存款居四大行之冠，为支援抗战、支持内迁、发展实业筹集了大量资金。
图：中国银行于年发行的元面值钞票正面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利用海内外汇兑网络，积极吸收侨汇、经收捐款、募集公债。年1月1日起，经收款项和换发债票的工作，国内部分由四大行3办理，国外部分由中国银行主持，以香港中行为经收总机关（后改为新加坡中行），中国银行作为枢纽渠道，将全世界华人华侨以及全国各族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断送往抗日前线。
图：年7月星洲华侨妇女筹赈会通过中国银行汇来捐款（宋美龄签名）
图：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等收到中国银行转来抗战资金后的表扬信
战时出口贸易停滞，侨汇成为平衡国家外汇收支、购买战略物资用汇的最重要来源，同时也是万千侨眷生计所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沪相继沦陷，外资银行几乎完全停业，侨汇纷纷集中到中国银行办理，中国银行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收入的50%以上，重庆中行成为解付侨汇的中转枢纽。年到年的七年里，中国银行经收侨汇累计达2.3亿美元，约合法币35.7亿元。由于交通、通讯受阻，特别是遇到国外禁发中文电报需用英文译音代替收款人姓名、地址的情况，往返查询、解付工作极为艰难，但中国银行员工竭尽全力，努力提升侨汇服务。陈嘉庚在《南洋回忆录》中曾记录：“敌陷厦门…各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信局乘机取利…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与闽粤各地各城市乡村而谋求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有甚低廉”。
图：年后中国银行解付侨汇途径表（重庆中国银行成为中转枢纽）
战前中国的银行业多集中于沿海一带，随着战时金融兴起和金融机构内迁，重庆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4。为了充实抗战实力，促进大后方建设和西部开发，年财政部制定《筹设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二年计划》，要求各行在大后方扩充机构。年到年，四行在西北、西南新设机构个，其中中国银行新设个，占比37%，数量远超其他三行；中行各省增设机构所占比例中，四川占33%，在四行中也是最高的5。中国银行与金融同业一道，积极吸收社会游资、调剂内地农工商矿金融、贯通资金脉络，在四行专业分工之前，创下了吸存、投放、外汇基金摊垫等数项业务之最，成为支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硝烟战火中，中国银行全体同仁以“当此国难时期，人人当具为国牺牲精神”，积极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以血肉之躯挺起的国家之金融脊梁。重庆中行老员工陈功元抗战时曾负责翻译英文侨汇电报，据他回忆，当时中行员工历经万难，却始终坚守岗位。“每当空袭警报声响起，同事们就抱着重要的账册、单据、印章往防空洞里跑，轰炸结束后再出来继续办公，后来轰炸实在太频繁了，干脆直接在防空洞里办公了，洞子里太黑，又没有电，只能点上一盏煤油灯，时间长了，好多人都成了高度近视，只有趴在纸上才能看清字”6。
重庆大轰炸中，中行在渝各处办公及宿舍地屡有被炸记载，如“小樑子是日遭炸，行中为飞来巨石击穿层顶三处，一在档案室，一在外汇部，一在门房间，皆重百余斤，令人吐舌”；“公票处宿舍全部倒塌，蓝家巷宿舍震毁一部，同仁又遭损失，前后数次，均未伤人，诚不幸之中大幸也”。为了安全起见，在建设渝中行新大楼时，特别对地下实进行加固，中行留渝人员虽身处险境，却仍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同仁通报“行中地下室，援建设计室称可吃五百磅炸弹，除中头彩而外，危险当少，请在外各同仁勿以留渝同仁为念可也”。就连孔祥熙（-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离开重庆时，也曾将其自家家具器物存放于渝中行大楼地下库房。
图：孔祥熙寄存中国银行的家具器物（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管）
据中行老员工吴大成回忆，当时重庆市小什字中正路只有三栋高楼，川盐银行、美丰银行以及渝中行大楼，在日军大轰炸中，中行旁边川盐银行的一层楼被炸毁，而中国银行大楼却始终得以幸免。屹立炮火的渝行大楼，正是中行儿女以及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不屈抗争的精神象征。诚如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贻（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父亲）所言，“抗战八年，本行同人均能意志坚毅，忠贞不拔，不仅中华民族立国精神之表现，实亦本行同人处身社会之楷模”7。
不畏强权国统区的革命星火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南方各省遭受严重破坏的共产党组织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但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此中共中央南方局确立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年，在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委的领导下，重庆银行系统的党组织逐步建立起来，成立了银行特支、各银行支部等。重庆中行员工曾冕庄曾任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支部书记和重庆市银行系统中共特别支部第一届支部委员。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地区中国银行的地下党员有杨志、蒋文桂、沈镛、曾冕庄、耿一民等九名同志，他们通过建立联谊会、读书会、互助会和学习小组等群团组织，创造性的开展国统区党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当时杨志担任重庆中行会计主任，按照党的指示，他利用在银行工作的便利条件，将王朴（北区工委委员）家出卖田产款项存入中国银行，随后买成金条作为资本，在民国路弘泰大楼二楼开设“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杨志也参与其中，以做生意为掩护为川东各地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8。
图：年中共地下党员蒋文桂在渝中行服务证明。（解放后，蒋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委员会委员）
革命烈士陈然和《挺进报》的故事广为流传，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为革命、为解放前仆后继，陈然的《自白书》“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感人至深！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挺进报》刊印工作就曾在新华路41号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的大楼里进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政府枉顾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民主建国的强烈要求，年挑起全面内战。重庆“新华书店”惨遭捣毁后，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又查封了重庆《新华日报》，胁迫中共四川省委、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并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因《新华日报》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悲观彷徨。在这种背景下，刘镕铸、陈然、蒋一苇创办了《挺进报》。一期期《挺进报》带来了人民解放军在各地战场节节胜利的消息，有力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反动本质，《挺进报》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然而由于陈然被捕，《挺进报》特支遭到破坏，年4月《挺进报》被迫停刊。
为了给身处黑暗的人们带来了革命的希望和曙光，把党的政策和消息传播出去，中共重庆地下党决定报纸要继续刊印。年2月，中共社大支部9的宋禾、马华滋、董夏民、朱镜等同志受命承担《挺进报》复刊工作。此前，川东、重庆的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受到极大破坏，敌人将传播革命消息的《挺进报》视为眼中钉，外部形势严峻，复刊风险极大，选择稳妥的复刊地点至关重要。经过审慎权衡、比较，中共社大支部决定将《挺进报》复刊的地址选在渝中行大楼四楼李卓颛宿舍。李卓颛是缅甸归国华侨，在重庆中国银行工作，他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反蒋活动，经过长期考察，党组织刚刚批准他入党。当时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使用短波收音机，董夏民经过几番周折，从长寿乡下弄到一台“飞歌牌”电子管收音机，并把收音机藏在李卓颛的中行宿舍内。复刊伊始，为了分散风险，《挺进报》的刊印流程是：董夏民负责在渝中行宿舍内收音、校对，之后将稿件带到龙门浩江边宋禾、马华滋住所进行刻写、油印，成刊后由朱镜负责发行，李卓颛负责保管收音机。后来中共社会大学支部决定将《挺进报》全部刊印工作，包括收听消息、编辑、刻写、印刷、发行等都集中在渝中行大楼内进行。从复刊到年8月，《挺进报》在渝中行累计印刻13期，每期份左右，其中包括了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等重要文献。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各界终于可以及时得到中国革命节节胜利的消息，及时知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及时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真实窘况。这极大地震慑和瓦解了敌人，鼓舞和激励了重庆区域内广大的革命群众。
参考文献：
1.张川耀.永难割舍的沧桑怀念千载不变的政商中心--重庆市渝中区十字金街曾经的精彩与繁华.画禅石室（